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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10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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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华人的法制意识(中)

法制国与公民意识



法制国与公民意识

法律的背后是政治,政治的背后是社会,社会的背后是文化与历史。
经 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, 法国首先实现公民社会(Buergerliche Gesellschaft),德国到19世纪中叶才脱离专制社会(Obrigkeitsstaat)而进入公民社会。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:保障公民的 自由权利,法律面前平等,公民参与立法权和监督权, 实现三权分裂,政府暨行政权可以依旧归国王。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说,你国王可以在这个国家当家作主,但我们公民与你建立的只是合同关系:我们通过纳税来养 活国王,国王就得为我们做事,法律就是这份合同。所以法律必须由民选的议会通过,然后得到国王签字,这份合同才算生效。一旦法律生效,合同双方(国王与公 民)都得严格根据合同办事。有纠纷要通过中性的第三者(法庭)仲裁——这就是公民社会暨法制国(Rechtsstaat)的最基本内容。

公民社会与民主社会还是两码事。德国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魏玛共和国,才进入民主社会,那是“无论贫富人手一票、少数服从多数”的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物, 无非将原来属于国王的行政权也归公民,事实上归政客。欧洲几个小国摩纳哥、卢森堡、列士敦斯登(包括1997年前的香港)都实现了公民社会,但迄今还不是 民主国家,依旧国王当政。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比周边的民主国家还好,因为受到人民监督的国王不一定差于受到同样监督的政客。相反,纳粹时代是民主社会,但 不是公民社会,人的自由得不到合法保障,结果导致世界大战的灾难。所以关键在于实现公民社会,而不在于实现民主社会。

有一次到德国大学做报告,报告中提到“中国人”,本来用Chinesen一词就可以了,但严格说来这毕竟是个文化概念,不是法律概念。为了学术上严谨一 点,我用了“中国公民”一词。没想到下面有人提问了:“中国有公民吗?”这下问得我很尴尬。确实,中国有史以来没经历过公民运动 (Zivilisation),没有实现公民社会。所以从政治学来说,中国只有臣民(Untertanen),而没有公民(Buerger)。尽管宪法形 式上早就定义了公民的权利,但在一个没有实现公民社会的国家,就连公民都不存在,怎么谈得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?而法制国恰恰是公民社会的产物。

△德国总理科尔去莱比锡访问,本想深入民间、视察民情。如在中国,一定会在全国媒体上大加渲染。没想到“欢迎”人群中发出频频抗议声,突然扔出几只鸡蛋, 不偏不斜刚好打在科尔脸上,满脸蛋清蛋黄,科尔气得敢怒不敢言。看到这番情景我就在思考“扔鸡蛋”的法律问题:把鸡蛋扔到别人脸上,即使在法制国家也是犯 罪行为,科尔可以向对方提出刑事和民事起诉。但恰恰在一个法制国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鸡蛋扔到总理脸上还是扔到小民百姓脸上,犯罪程度一样。说不定对方还 可以以他的实际生活状况来陈述他恨总理对国民不够尽责的理由,或出于一时冲动而失去理性,则法庭还可能给他减罪甚至免于起诉。而科尔作为堂堂一国总理,为 “鸡蛋官司”得频频出庭作证,这又成为新闻热点,对方一举成为新闻明星,到头来也就罚几千欧元了事。所以得不偿失,科尔只能放弃起诉的权利。

△历史上曾有巴伐利亚州长Strauss以人身侮辱罪起诉Konkret杂志主编曼霍夫,因为曼女士著文骂他是“德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政客”,气得这位“巴 伐利亚之父”差点高血压发作。第一场官司下来居然州长败诉,被天下大笑;第二场官司总算打赢,曼女士赔偿300欧元心理伤痛费,更被天下大笑。她的杂志因 此走红,就不知赚进了几十万——与专制国家“民不与官斗”相反,民主与法制国家是“官不与民斗”。换一个情况,如果这只鸡蛋是打在小民百姓脸上,小民百姓 有的是时间,一定到法庭上与你死活拼到底。打完刑法官司再接着打民法官司,两场“鸡蛋官司”下来,耗尽你几个月的精力,耗尽你帐上的钱。研究结果:在法制 国家,你可以与政府蛮干,但千万不能与小民百姓动粗。心里再气,握在手里的鸡蛋绝对不能扔过去,只能回家煮了自己咽下。中国是人治国还是法制国,你只要扔 一只鸡蛋到胡主席的脸上试试,马上就见分晓了(笑话)。

法制国除了实现三权分裂外,对政府工作有一个重要标志,就是行政过程必须有法律依据(Gesetzmaessigkeit),公民与政府机构遇到矛盾,可以通过法庭仲裁(Gerichtbarkeit)。

△研讨会上一位德国学员L讲了自己的经历:70年代他从美国回德后,想参照美国模式在德国创办一所私人大学。他向黑森州教育部提出申请,教育部从来就没有 审理过这样的申请,压根尔没有过这样的法律,说满足怎样的条件才可以办一所大学。德国从古到今只有官办或皇家办的大学,从来没有想过私人还会办大学——大 学这样高雅的学术殿堂,是你区区小民可以办的?于是教育部没理睬他,也不知道该怎么理睬。几经L催促,教育部还是不理。于是他向行政法院提出起诉,要求教 育部立即给予明确答复。法庭上教育部当然输了,只能在法庭规定的期限内给予答复。答复的结论当然是拒绝。于是他向初级法庭提出起诉,法庭上他果然获胜,仲 裁下来容许他私人办学。教育部立即向中级法庭提出再诉,中级法庭也最终认定他可以办学——一个普通公民在法庭上击败州教育部,获得私人办大学的许可,与你 官办大学平起平坐。

这使我想起国内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食品厂。市卫生局来检查卫生时,没有给检查人员塞一点钱,检查结果“不合格”,次日电视台马上播出,要求市民不买这家工 厂生产的食品,工厂濒临破产。这位朋友到电视台去评理,电视台说,这是市政府要求他们发的稿,有问题去找市政府。到了市政府,也不知去找哪个部门。想到法 庭起诉,起诉电视台?起诉市政府?谁是政府的法人?起诉都让你找不到一个被告。 即使找到一个被告(市长),让一个小法官去审判大市长?就怕你还没进法场,先进班房。

从这样一个国度出来的人有两大特点:一是见了父母官就胆颤心惊,在德国这样的地方想去塞钱买通一下都没有可能(属于犯罪),二是练就了欧洲人不可想像的、委屈求全的忍耐功夫。

△十几年前一位学者去移民局延长签证,不舍得化公共汽车费,步行一小时才到移民局。先到窗口报到拿一张等候的号码,没想到在窗口就被看门的拒绝,只能回 来。第二次再去,又被堵回来。如此四次,连排队的机会都没轮上。无可奈何之下找我帮忙。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,尽管他的德语比较糟糕,但还不至于窝囊到这样 程度,说起来还都是国内硕士了。我给他起草了申请签证延长的简函,信中点明他的德语不行,所以移民局不用问多少问题。让他去了之后不用说话,把这封信递进 窗口就是;到办事员那里也不用说话,也把这封信递给办事员即可。如果窗口或里面的办事员拒绝他,不用争执(他也没这个胆去争执),就直接闯到移民局长办公 室去。也不用说话,就把这封信给局长看。这次去了之后,办事员二话没说就在他护照上盖了签证延长的章。回来后他激动得马上要请我吃饭——一见中国人他又如 鱼得水。

△一位学生因为学业不成想转工作居留,确实也有条件转。去移民局申请后获得三个月临时签证。三个月后再去,排队几个小时,被移民官折腾一番,再被延长三个 月。如此每三个月一次,居然熬了三年多,简直成了在德外国人中的奇迹。为什么外国人法中要定义三个月的临时签证期限?是因为制法者考虑到,行政机构审理一 个申请需要一定时间,但再长不能超过三个月。所以行政法中规定,如果政府部门三个月内无法作出决定,则申请人就有合法权利到行政法院向该机构提出起诉,要 求法院判决行政机构在限定的时间内作出决定。移民局官员很清楚这个法律,但欺你中国人不懂,或不敢向移民局动真格,所以靠这三个月签证来玩弄你,刁难你。 而你也确实“忍辱负重”熬了三年。

外国人在德就真的应如此“忍辱负重”?我曾观察来自其它国家的外国人情况,最厉害的要数土耳其人了。一个人去延长签证,一大帮身强力壮的亲友跟过去,围着 移民官几如马上就要动拳头一般,气势就压倒移民局官员。前些日一位土耳其人申请儿子来德,被拒绝,他就绑架了一辆校车上的所有学生:你德国不让我孩子来 德,我也不给你德国孩子好日子过!中国人尽管不应这样走极端,但也不应像残疾人那样任人宰割。

即使在一个法制国家,“法制”不会自然而然地就给你送上门来的,“法制”是在一次次与政府的抗争中才得到一次次再生。与一个专制国家看到父母官都要低头三分相反,在一个法制国家,就要把父母官压得死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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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几年前法兰克福税务局找“欧华导报”社麻烦,年年只见营业额,帐目上却从来没有一分钱赢利、所以没缴过一分钱税。发来一份帐单要报社付2万多欧元“赢利 税”,被我一口拒绝。税务局与我谈判,说支付3千欧元算了。为了息事宁人,还真付了3千欧元。没想到第二年开始年年要交这么多税,那怎么行?于是我推翻所 有承诺。急得对方马上提出他们的法律依据,我一看文字还真的至少要付这么多,想想不可能。好在我这个书呆子就读书最专长,要好好考证这段法律的来龙去脉。 经考证,这个条款早在19世纪普鲁士时代就已经立法,经魏玛共和国后一直照搬至今。 于是查询立法迄今的法庭判例。普鲁士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判例都用德语花体字,读得我两眼发花。最后考证出来:该条款尽管形式上还存在,但其主要内容经过各 级法庭“解释”后早就失效(德国还有如此乱法)。税务局的官员很清楚这个背景,却来蒙我。于是我写了一篇长函,要求税务局立即改变他们的决定。税务局读了 信后明知理亏,来了一个恶招,对我的申请拖着不办。每次电话过去,总说过两星期就回复,但永不回复。而报社还必须每月预付这么多税。最后我写信过去,限定 税务局必须一星期内给我回复,否则将向法庭提出起诉(Untaetigkeitsklage)。这下税务局只能回复,当然是拒绝。于是我递交反驳 (Einspruch),税务局的上层官员一看,知道蒙混不过,于是找到我们的其它差错,被我反驳掉。又找另一个理由,再被我反驳掉。这下税务局才完全认 输,退回所有已经支付的税。退下的款额居然比我们支付的还要多,可见被我这下干得,他们连小学算术都不会做了。

去年年终报税时算下来还亏几千欧元,没想到税务局下来的结果居然赢利几千欧元,当然还没到要打税的程度。尽管如此也不能轻易容忍税务局这样。于是一封信过 去,要对方给我解释,为什么他们算出的结果与我算出的结果不一致?信去之后第二天,税务局官员主动打电话来与财务员一一对帐,找到了问题所在。然后我再正 式写反驳函给税务局,税务局立即正式来函纠正。

许多中国学生见到移民局官员就有点怕,这种心情也能理解。但这种胆怯会反映在脸上、口上,给人感觉你背后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,反而给人生疑。或看到你可 欺,结果更麻烦。从我与德国官员交往的经历,我感到与德国人打交道还算爽快。只要你讲得有理,他们还能接受。相反我感到与中国人打交道很累,心计太多。

△14年前参加一次法律讨论会,其中一个报告是多特蒙特市移民局局长谈当时刚生效的新外国人法。我感到他对一个法律条款的理解不对,便在研讨会上与他讨论 起来。但他还是坚持他的理解,我当然不必与他多争。没想到几天后我意外接到他的电话,他非常诚恳地对我说,他回家后又仔细思考了我提出的问题,又到州内政 部去询问,最后确认果然是我正确,所以特地给我打电话来告知。他还问我是怎么会这样理解这条款的?我说,我对德语文字的理解肯定不如你,但我跟踪、而且亲 自参与了该法律的许多争议,知道这个条款是怎么争出来的,所以不看文字就知道该法律条款应当是什么意思,有什么政治背景。当时我很激动,要是在中国,你别 指望一位局长会这样深入地研究法律,更别指望这位局长明知错了、还会这么坦诚地向别人认错。相反会认为你在让他难堪,记恨在心,以后找到机会就会假公济私 来报复。所以在中国人面前,通常是不能轻易说别人有错的,只能在背后说,很多风言风语式的酱缸文化不就是这么形成的?
读者或许会问,为什么你钱跃君会成为中国人中的异数?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,刚来德国时也是没有半点法制意识,更谈不上公民意识。

△20年前德国教授邀请我来大学从事科研兼教学,来后就与州教育部签署了工作合同。胆颤心惊地去移民局办理工作签证,没想到移民局官员脸一横:“您认为您 容许在德国工作?”说实在的,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在这里工作。幸好脑子快,同语反问他一句:“您认为我不容许在这里工作?”这下他被问傻了。装模作样地 翻了本小册子(当时我不知道德国还有外国人法),然后又问我是否通过了德语考试?我说通过了。马上给他大学外办的电话和主管人姓名。他电话过去,主管人刚 好在,并作了确认。我正在庆幸,那官员马上对我说: 要等收到大学书面证明后才能给我办理,先给三个月签证。 我说我马上回大学去取。他说不行,要等邮递过来才可信。临别时他威胁我:这三个月内我不得工作,否则要受到法律惩罚。回大学后我无奈地向教授说了, 他说不工作吃什么?让我别理睬移民局,这个月就开始工作。就这样,我一到德国就“打黑工”,就开始犯法,严格说来还是犯罪。

改变我的是16年前的一场议会申诉案。现在成立了不少“酱缸侨团”,整天在中国人圈里搅混,混上个主席、理事后印上名片, 俨然以“德国侨领”身份回国招摇撞骗。我担任全德学联主席后相反,远离华人社会,投身到德国政治和社会中去。只有在德国社会站住脚,才有能力和实力反过来 维护旅德华人利益。我也是那时开始,夜以继日地自学德国法律、德国政治和德国历史。我向联邦议会提出了议会申诉案,奔走在议会、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游说, 最后促成了对中国学人的保护条例。本以为行政条例施行后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,没想到施行后更是处处烽火。

△一位科隆的学生去移民局申请B签证,被拒绝,只能找到我。我马上给该移民局负责官员打电话,交涉后该官员只能认输。于是我让该学生再去递交申请,没想到 又被拒绝。我再电话过去询问,原来该学生的租房上有点小疑问。 该学生赶快去找住房, 找完后再去移民局申请, 又被“拒绝”。原来科隆城市大,不同的区都有各自的移民局,而该学生找到了另一个区域的房子,所以要到另一个移民局去办理签证,前面与这个移民局交涉的精 力全都白花。我不愿再花这么多精力去交涉(等于要教移民局官员怎样施行这一条例),于是口述了一份书面申请函。该学生拿了申请函前去,果然马上办成。

△一位学生去申请B签证,被拒绝。因为刚好在波鸿,我就亲自赶到移民局,径直冲到移民局局长那里。局长拿出条例与我讨论,说这个学生不符合这个条例的条 件。我说不可能,我最清楚这个条例的背景和内容。但看看条例文字,晦涩难懂,双方在讨论德语文字了。我走出移民局找到一个电话亭(当时还没有手机),一个 电话就打到北莱茵州内政部的主管人(Ministerrat)。主管人在电话里就发火了,说他与那班区域负责人 (Regierungspraesident)解释得清清楚楚,对中国学人应当怎么办理。怎么一到下面就变得面目全非?我说,各州内政部长联席会议上的决 议写得这么清晰明了,一到你们手上成文就变得谁都看不懂。他说,成文的是法律条例,语言上总得多一点法律语言。我说:写成晦涩难懂的就是法律语言?!不便 与他多争,放下电话就冲回移民局。把电话号码和内政部官员的姓名交给局长,让他当场打电话去确认。局长果然电话过去找到内政部主管官员,确认我说的果然正 确,于是马上发放给那位学生签证。

内政部门人员结构就这么复杂:联邦内政部通知各州内政部,要求根据统一口径写出法律条例;各州内政部成文,再向区域负责人传达条例精神;区域负责人向各城 市移民局局长传达,局长向下属各组组长传达;最后才传达到真正面对外国人的办事员。 每传达一层就变一次味,传了五次下来,再好的法律都变成了乱法和恶法。但条例本身晦涩难懂,首先要问罪形成条例文字的州内政部。于是一回家就给州内政部长 写信,指出他们条款中的晦涩之处,必然导致基层执行部门的误解,成为这些移民局刁难中国学生的借口。信去之后一个多星期,州内政部长就给我回函,该条例原 版是将中国学人放在另三组受保护外国人群体一起,现在将中国学人抽出专门发布一个行政条例,文字干净明了。所以最后只有北莱茵州,对中国学生的特殊条例是 独立成文的。

这之前,我还参与了当时新外国人法的所有争议,与议会内政委员会就新外国人法问题讨论和通信来往。此后又亲历了中国学生特殊条例的议会申诉、游说、通过、 施行和施行过程中改动的全过程。所以这些法律和条例对我来说,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而是人干出来的。直到那时,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才算有点成熟。

可见,公民意识不是仅仅靠书本学来的。就如法制意识那样,出生在一个公民社会的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中,似乎有先天的公民意识;而来自专制社会的人, 祖祖辈辈延续着臣民文化,见到父母官就胆战心惊,就是靠行贿。这就需要启蒙,需要反思,需要实践。在实践中人的观念会潜移默化,从而逐步形成公民意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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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国与公民意识

法律的背后是政治,政治的背后是社会,社会的背后是文化与历史。
经 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, 法国首先实现公民社会(Buergerliche Gesellschaft),德国到19世纪中叶才脱离专制社会(Obrigkeitsstaat)而进入公民社会。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:保障公民的 自由权利,法律面前平等,公民参与立法权和监督权, 实现三权分裂,政府暨行政权可以依旧归国王。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说,你国王可以在这个国家当家作主,但我们公民与你建立的只是合同关系:我们通过纳税来养 活国王,国王就得为我们做事,法律就是这份合同。所以法律必须由民选的议会通过,然后得到国王签字,这份合同才算生效。一旦法律生效,合同双方(国王与公 民)都得严格根据合同办事。有纠纷要通过中性的第三者(法庭)仲裁——这就是公民社会暨法制国(Rechtsstaat)的最基本内容。

公民社会与民主社会还是两码事。德国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魏玛共和国,才进入民主社会,那是“无论贫富人手一票、少数服从多数”的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物, 无非将原来属于国王的行政权也归公民,事实上归政客。欧洲几个小国摩纳哥、卢森堡、列士敦斯登(包括1997年前的香港)都实现了公民社会,但迄今还不是 民主国家,依旧国王当政。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比周边的民主国家还好,因为受到人民监督的国王不一定差于受到同样监督的政客。相反,纳粹时代是民主社会,但 不是公民社会,人的自由得不到合法保障,结果导致世界大战的灾难。所以关键在于实现公民社会,而不在于实现民主社会。

有一次到德国大学做报告,报告中提到“中国人”,本来用Chinesen一词就可以了,但严格说来这毕竟是个文化概念,不是法律概念。为了学术上严谨一 点,我用了“中国公民”一词。没想到下面有人提问了:“中国有公民吗?”这下问得我很尴尬。确实,中国有史以来没经历过公民运动 (Zivilisation),没有实现公民社会。所以从政治学来说,中国只有臣民(Untertanen),而没有公民(Buerger)。尽管宪法形 式上早就定义了公民的权利,但在一个没有实现公民社会的国家,就连公民都不存在,怎么谈得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?而法制国恰恰是公民社会的产物。

△德国总理科尔去莱比锡访问,本想深入民间、视察民情。如在中国,一定会在全国媒体上大加渲染。没想到“欢迎”人群中发出频频抗议声,突然扔出几只鸡蛋, 不偏不斜刚好打在科尔脸上,满脸蛋清蛋黄,科尔气得敢怒不敢言。看到这番情景我就在思考“扔鸡蛋”的法律问题:把鸡蛋扔到别人脸上,即使在法制国家也是犯 罪行为,科尔可以向对方提出刑事和民事起诉。但恰恰在一个法制国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鸡蛋扔到总理脸上还是扔到小民百姓脸上,犯罪程度一样。说不定对方还 可以以他的实际生活状况来陈述他恨总理对国民不够尽责的理由,或出于一时冲动而失去理性,则法庭还可能给他减罪甚至免于起诉。而科尔作为堂堂一国总理,为 “鸡蛋官司”得频频出庭作证,这又成为新闻热点,对方一举成为新闻明星,到头来也就罚几千欧元了事。所以得不偿失,科尔只能放弃起诉的权利。

△历史上曾有巴伐利亚州长Strauss以人身侮辱罪起诉Konkret杂志主编曼霍夫,因为曼女士著文骂他是“德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政客”,气得这位“巴 伐利亚之父”差点高血压发作。第一场官司下来居然州长败诉,被天下大笑;第二场官司总算打赢,曼女士赔偿300欧元心理伤痛费,更被天下大笑。她的杂志因 此走红,就不知赚进了几十万——与专制国家“民不与官斗”相反,民主与法制国家是“官不与民斗”。换一个情况,如果这只鸡蛋是打在小民百姓脸上,小民百姓 有的是时间,一定到法庭上与你死活拼到底。打完刑法官司再接着打民法官司,两场“鸡蛋官司”下来,耗尽你几个月的精力,耗尽你帐上的钱。研究结果:在法制 国家,你可以与政府蛮干,但千万不能与小民百姓动粗。心里再气,握在手里的鸡蛋绝对不能扔过去,只能回家煮了自己咽下。中国是人治国还是法制国,你只要扔 一只鸡蛋到胡主席的脸上试试,马上就见分晓了(笑话)。

法制国除了实现三权分裂外,对政府工作有一个重要标志,就是行政过程必须有法律依据(Gesetzmaessigkeit),公民与政府机构遇到矛盾,可以通过法庭仲裁(Gerichtbarkeit)。

△研讨会上一位德国学员L讲了自己的经历:70年代他从美国回德后,想参照美国模式在德国创办一所私人大学。他向黑森州教育部提出申请,教育部从来就没有 审理过这样的申请,压根尔没有过这样的法律,说满足怎样的条件才可以办一所大学。德国从古到今只有官办或皇家办的大学,从来没有想过私人还会办大学——大 学这样高雅的学术殿堂,是你区区小民可以办的?于是教育部没理睬他,也不知道该怎么理睬。几经L催促,教育部还是不理。于是他向行政法院提出起诉,要求教 育部立即给予明确答复。法庭上教育部当然输了,只能在法庭规定的期限内给予答复。答复的结论当然是拒绝。于是他向初级法庭提出起诉,法庭上他果然获胜,仲 裁下来容许他私人办学。教育部立即向中级法庭提出再诉,中级法庭也最终认定他可以办学——一个普通公民在法庭上击败州教育部,获得私人办大学的许可,与你 官办大学平起平坐。

这使我想起国内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食品厂。市卫生局来检查卫生时,没有给检查人员塞一点钱,检查结果“不合格”,次日电视台马上播出,要求市民不买这家工 厂生产的食品,工厂濒临破产。这位朋友到电视台去评理,电视台说,这是市政府要求他们发的稿,有问题去找市政府。到了市政府,也不知去找哪个部门。想到法 庭起诉,起诉电视台?起诉市政府?谁是政府的法人?起诉都让你找不到一个被告。 即使找到一个被告(市长),让一个小法官去审判大市长?就怕你还没进法场,先进班房。

从这样一个国度出来的人有两大特点:一是见了父母官就胆颤心惊,在德国这样的地方想去塞钱买通一下都没有可能(属于犯罪),二是练就了欧洲人不可想像的、委屈求全的忍耐功夫。

△十几年前一位学者去移民局延长签证,不舍得化公共汽车费,步行一小时才到移民局。先到窗口报到拿一张等候的号码,没想到在窗口就被看门的拒绝,只能回 来。第二次再去,又被堵回来。如此四次,连排队的机会都没轮上。无可奈何之下找我帮忙。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,尽管他的德语比较糟糕,但还不至于窝囊到这样 程度,说起来还都是国内硕士了。我给他起草了申请签证延长的简函,信中点明他的德语不行,所以移民局不用问多少问题。让他去了之后不用说话,把这封信递进 窗口就是;到办事员那里也不用说话,也把这封信递给办事员即可。如果窗口或里面的办事员拒绝他,不用争执(他也没这个胆去争执),就直接闯到移民局长办公 室去。也不用说话,就把这封信给局长看。这次去了之后,办事员二话没说就在他护照上盖了签证延长的章。回来后他激动得马上要请我吃饭——一见中国人他又如 鱼得水。

△一位学生因为学业不成想转工作居留,确实也有条件转。去移民局申请后获得三个月临时签证。三个月后再去,排队几个小时,被移民官折腾一番,再被延长三个 月。如此每三个月一次,居然熬了三年多,简直成了在德外国人中的奇迹。为什么外国人法中要定义三个月的临时签证期限?是因为制法者考虑到,行政机构审理一 个申请需要一定时间,但再长不能超过三个月。所以行政法中规定,如果政府部门三个月内无法作出决定,则申请人就有合法权利到行政法院向该机构提出起诉,要 求法院判决行政机构在限定的时间内作出决定。移民局官员很清楚这个法律,但欺你中国人不懂,或不敢向移民局动真格,所以靠这三个月签证来玩弄你,刁难你。 而你也确实“忍辱负重”熬了三年。

外国人在德就真的应如此“忍辱负重”?我曾观察来自其它国家的外国人情况,最厉害的要数土耳其人了。一个人去延长签证,一大帮身强力壮的亲友跟过去,围着 移民官几如马上就要动拳头一般,气势就压倒移民局官员。前些日一位土耳其人申请儿子来德,被拒绝,他就绑架了一辆校车上的所有学生:你德国不让我孩子来 德,我也不给你德国孩子好日子过!中国人尽管不应这样走极端,但也不应像残疾人那样任人宰割。

即使在一个法制国家,“法制”不会自然而然地就给你送上门来的,“法制”是在一次次与政府的抗争中才得到一次次再生。与一个专制国家看到父母官都要低头三分相反,在一个法制国家,就要把父母官压得死死的。




最近更新 ( 2006-01-03 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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